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人类存在的头一百万年里所获成就带来了最为讽刺的意外结果，那就是人类一直努力想翻身做自然环境的主人，最后却沦为另一个环境的奴隶。在成为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自从有了意识，便迈出改造身处环境来迎合自我需求的第一步。这种觉醒最早的物证便是他们凿石并改造成比本身更好使用的工具。自那时开始，以人类祖先诞生前的石头工具为特征的原始自然环境便开始逐渐变化，最后被人造的非自然环境所取代。这确实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表现。但是人类把自己从自然的奴役解放出来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让自己臣服于由技术进步所创造的非自然环境，而正是因为技术进步人类才得以征服大自然。今天，人类发现自己真的处于被弗兰肯斯坦亲手制造出的怪物毁灭的危险之中。人类迫使自己承受痛苦的程度、数量和速度是人性不能承受的。到目前为止，人类也无法补偿自己对大自然非人类部分所带来的巨大改变。我现在都能迅速预见人造的人类新对手。《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冰晶 译
光启书局 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人造的威胁中最明显的一个便是世界城市。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城市意味着目前所有的特大都市将合而为一。这样的城市是三维立体的。除了要占据地球上宜居的表面，它还要和天空一比高下。居民生活在这样的大都市里，普遍容易患上幽闭恐怖症，而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中，除了一小部分人，其他人都将不幸地生活在世界城市之中。并且这一小部分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我在上文谈到的目前乡村人口不断减少，再加上人口激增导致许多人移民世界城市。不管这个世界城市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展得多快，里面总会住满了人，就像蜂窝里的蜜蜂、白蚁窝里的白蚁，拥挤不堪。第二个人造的威胁无关建造，而与操控有关。技术进步在不断地扩大经济和政治的最小操控单位（经济和政治如今已变得密不可分，几乎不能彼此脱离）。今天，最小的有效经济政治单位是像苏联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在看起来，似乎即使这样的单位也注定要被快速淘汰。供应来源、作坊、市场和国家都以与城市不相同的步调发展。它们都朝着全球的维度扩张，而即将到来的经济政治事务世界组织会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城市一样，对生活产生相同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再个性化。在美国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反应比在拥有五千万人口的英国、法国和西德要慢得多。即使在今天的美国，通信手段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即使是在如今这样规模的组织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被磨灭，结果便是参与者感到受挫。他们的感受等同于培尔·金特遇到无形障碍时的感受。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无形的、费解的障碍，他们既不能克服，又不能忽视。人类要么是人，要么什么都不是，因此个性化的泯灭驱使他们反抗。个性的泯灭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许多运动最常见的原动力。最后演变成暴力的示威游行，学生抗议，后座议员抗议，工会谈判代表无视国际工会中央行政机关的指示自发发起罢工，一些更小的团体——比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说佛兰芒语的比利时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伊博人，凭借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政治自治或完全的政治独立，存在主义哲学在知识分子之中兴起。从表面上看，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似乎并无关联，但它们都是情绪饱满的抗议——存在主义就是一门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哲学。参与者都宣泄愤怒，急躁不堪，且由于长期梦想幻灭的经历，他们坚信没有暴力便不能赢得非人性政权的关注和关心。在我看来，有诉求有积怨的人应该拥有被关注的人权，即使这样的关注不一定能让他感到满意或得到赔偿。或许在1969年所有的动荡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生动乱。一些学生暴乱是针对高校机关的权威组织，一些是针对本国或他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中这些动荡的发生时机并不是真正的缘由，即使当时的愤怒是真实存在的。真正的缘由是学生们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号召他们跳出来登上成人的舞台，因为那些本该恰当处理人类事务的长辈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执拗倔强，或者两者皆备。正是这样的意识迫使他们在拿破仑后的德国参与政治实践。同样的还有在俄国帝制最后阶段的学生。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而那可憎的命运，我竟是为了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使命而诞生的。丹麦学生哈姆雷特和霍雷肖从东德威登堡大学逃学。无论是对这两个年轻人，还是对国王克劳狄斯或王后乔特鲁德来说，这都不是件好事。当哈姆雷特接受他人建议打消“重回威登堡大学”的念头，这两个戴罪之身的厄运已成定局。哈姆雷特的父亲被谋杀，其幽灵有了揭露真相的机会。而哈姆雷特面对这灾难性的后果，直面挑战。数量之多和程度之深在让时间脱节混乱这一点上具有相同的摧毁力。数量之多实际上是“无形障碍”众多化身中的一种。目前各种管理失去个性化虽然让人生气却不是有人蓄意为之。“悲剧发生，上帝知道，暴徒不需要知道”；大多数人“扭转局势”，且大多数人才是“狂热”的终极缔造者。因此，在对乔治·梅瑞狄斯这句诗的拙劣模仿中，我用“大多数人”代替了“狂热”。数量让人感到害怕。因为共同生活和工作这一具有难度又不可避免的人类活动，只有以面对面交流而非通过交换律师函或填写表格的方式，才会进行得最为顺利。不幸的是，能持续相互建立个人关系的人在数量上和只是通过某种渠道建立业务关系的人相比，简直凤毛麟角。俱乐部的勤杂工或学校校长看一眼就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人，最多有多少呢？虽然有些人具有第六感，但我大胆猜想，即使是他们，仅凭看一眼就能叫出对方名字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我会给多少朋友和熟人寄圣诞贺卡呢？数量不超过两百，并且这个数字现在还要大打折扣。而在一些情况下，相互交换圣诞贺卡是我和朋友之间唯一能够保持的交流方式。我们的人际关系已经被现代生活的压力局限到没有空间了。有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让当地所有的居民彼此熟悉呢？我认为再没有比村庄更大的单位了，并且即使像亚伯拉罕的乌尔、歌德的魏玛、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那样的最小城市，也是不可能的。在为了保持个性的斗争中，实际上，万分之一的人所面临的“可怕困难”与三十亿分之一的人所面临的无异。数量所带来的去个性化是管理的核心问题。我的一生中只做过短短七年的管理者，但这段时间也足够让我懂得亲民是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也是主要资本。若要被管理的同胞们在工作中，甚至一定程度上在私下都服从，管理者要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用于及时处理需要做出决定的任何问题。当然，不能保证管理者的最终决定会是被管理者想要的。但只要管理者没有一手遮天，而是在他们陈诉情况，管理者听取意见后才下此决定，那么即便这个决定不尽如人意，他们也乐意接受。坦率地说，我当管理者的时间不长对我来讲是种幸运，因为走上岗位时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我从1939年到1946年负责的战时临时组织所拥有的人数还比不上一个村庄。因此我有时间和我所有的战时同事建立良好关系。一个村庄同样能够由直接的人际关系进行管理。记得1964年3月21—22日，我在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Lalibela）的一个村庄里，看到在乡村牧师的主持下，全村人聚在一起调查为什么前一天晚上会发生火灾。这到底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蓄意纵火？即使在小型的城邦里，国王、长辈或达官贵人坐在市场或城门执法审判也是可能的。任何市民甚至任何外地人有所诉求或控告，司法机关都应该在全体市民在场时公开庭审。我在拉利贝拉亲眼所见那一幕之前早已见过类似的场景。那是在火神赫菲斯托斯为阿基里斯所铸盾牌上描述的和平时期的城市生活。及阿富汗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它比苏美尔、古希腊罗马世界或中世纪西欧最大的城邦都大得多，人口也多得多。但是萨曼王朝的二皇子伊斯玛仪·本·艾哈迈德会在每日早晨之前骑马与前来觐见的臣民代表交谈。每当这时，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总是身披战甲，以示自己同时拥有权力和意愿做出公正的评判。尼扎姆·莫尔克（Nizam-al-Mulk）在他的《治国策》 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场景。萨曼统治者不顾中亚冬日的风霜雪雨，从不间断地会见他的臣民。他甘愿经受这样严酷的考验，因为无论是在他还是在他臣民的眼中，亲民是一个统治者的本职所在。这种值得表扬的做法在萨曼王朝衰落的时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近来说，18世纪格鲁吉亚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格鲁吉亚是位于外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国家，深受伊朗的影响，直到19世纪并入俄罗斯帝国。一个现代西方宣传者德梅思特曾蔑视地谈及骑在马背上，缓缓穿过第比利斯的大街小巷，顺便在途中实施正义的国王，认为这完全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表现。但他显然非常愚钝，没有意识到自己今日身处的西方世界可能应向同时期的格鲁吉亚学习。就我而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11月6日。我去拜访土耳其约兹加德省地方长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他像萨曼人那样接见一个又一个群众。一些请愿人来自社会最底层，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但长官都礼貌而仔细地聆听他们的诉求，并当场给出自己的答复。他坐在那张法兰克式桌子前面，但他并没有俯首处理公文，而是面对面地和每一个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谈论着他们带来的问题。这种令人钦佩的直接管理方法只有在人口少、公务简单的情况下才切实有效。倘若一个国家的公共收入依靠年度的汇编、展示、对几百万人纳税的监管，以及接下来对所得税的核定与征收，这样的做法便是不起作用的。在如此繁琐的情况下，管理者只好沉醉于桌上一堆堆的文档中沉闷地办公，不能像过去那样骑着马从容地漫步。到1969年，公文正在被计算机卡片代替，而后者让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变得更加枯燥无味。在1948年的约兹加德，地方长官仍然可以公开庭审。但在此之前，在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孩子们唯一能够见到父亲的方法是通过白宫秘书处预约。我认为，过不了多久，电脑便会代替白宫大部分的秘书，而要预约见总统的话，需要插入一张请愿卡，等待电脑确认。“慈善的品德”不会被植入电脑。让人际关系电脑化并不符合人性。但是还有什么可替代的方法能用于处理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的公务呢？毕竟总统的日程表已经排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在我退休之前，我就亲眼见到过公文数量以及呈现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一战期间，我担任外交部临时工作人员。那时，身为常任国务秘书的艾尔·克劳爵士还未到退休年龄。他劝说外事办设置由年轻女性管理的注册处。“年轻女性”指的是精通速记和打字的女秘书。如今来讲，这也算新鲜。1918年的外交部相比毗邻的印度办事处先进一些。在印度办事处，电报和其他实时文件以紫色胶版的形式产生，这些胶版是从模型中挑选出来的，文件是用铜板笔在模型上手写出来的。我很熟悉这种复制副本的方式。因为我小时候就着迷于看我的母亲制作出一张又一张的副本发给她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校友协会的同事。她在那里做过名誉秘书长。到现在的1969年，需制作副本的文件量成倍增加，胶版技术早已被淘汰。在二战的六年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产出的文档数量等同于所有现存的历史文档再加上 1939年战争爆发前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所有的文档。这一点是我从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基斯·汉考克爵士战后发表的演讲中听到的。他负责编辑英国政府部门在二战期间处理事务的种种记录。无论是公众层面还是私人层面上的管理，都只是承受当前数量不协调的激增所致压力的众多领域之一。这样的压力还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再举两个例子：通信所面临的压力和交通所面临的压力。1969年，大概有30亿人同时生活在这个星球。虽然世界政府还遥遥无期，但它定是大势所趋。通信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ic Union）和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International Postal Union）建立之时。在最近的三百年里，书信、电报、电话、广播通信量的增长速度要比在短时间内世界人口疯长的速度还要快。这种可怕的增长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人可能成为通信员，也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运用目前的物质设备来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取得联系。这样的通信增长是大家希望看到的。通信能够有效地让我们这个刚形成的世界社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且在原子时代，我们须得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统一和自我毁灭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如今如洪水般涌来的通信量变得有些物极必反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处理必要的通信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且其成本越来越高。现在我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没有秘书的帮助也能处理我的通信（我猜，再也回不去了）。并且，与世界各地通信的邮资也在不断攀升。在我看来，这就是我的圈子不断扩大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非常珍视自己社交圈的扩大。各个城市正飞速凝聚成一座世界城市。这些城市街道上的交通压力让城镇化给人性带来的考验加剧。当楼房越来越高，占据越来越多的地面，交通流量也越来越大。建筑规模越大，拓宽交通车道的成本也越高。交通增加的第一个受害者便是行人。如果不能成功在建成区管控机动车的激增，最终可能反而对步行者有利。困在交通堵塞里的车辆排着几英里长的队伍里不能动弹。现在的行人有时甚至已经开始享受穿过车队慢悠悠地走向目的地的状态。速度在交通堵塞中败下阵来，但广播、电话和电报线给了它自由发挥的空间。在当前的世界上，通信必须要快。我们的通信系统覆盖了这个地球上的所有陆地、水面以及大气层。在原子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的栖息地不仅宽广并且危险。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现在变成了人类的生命线。这条线可断不得。但每当我想到电话两头的人在谈话中，或者乘坐飞机跨越时区来到会议室的双方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正做出关于人类命运的决定，我的牙齿便不禁打颤。如果双方仅有一方出行，而另一方保持不动，那么结果更加糟糕。静止不动的一方将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舟车劳顿一方的精神将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当面会谈本身是洽谈业务的最好方式，但若双方因为一时不能适应时差而思绪混乱，这样的做法也很危险。这样一来，长途电话也许更可取。但是它也有缺点。打电话不容许通电话的人深思熟虑，或巧妙地延迟回答，而这些是面对面谈话中可以做到的。打电话也不利于做记录。如果不做记录，谈话可能在双方头脑中留下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印象。在两次长途航海旅行结束之后，除了面谈，航空信件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惜如今人类事务发展变化太快，也太危险，让两个超级大国的称职元首有原子武器但没有时间享受航海给他们提供的休息机会，也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信件的内容并想好如何答复。在航空信件还在空中穿梭时，或在轮船上颠簸去往目的地时，致命的按键已被按下，人类及其作品已经灰飞烟灭。持有原子武器的大国首脑之间的交易速度既能给人类带来庇护也能带来危害。如果我们想要庇护，我们也必须接受附带的危害。如今速度加剧的压力不仅折磨着一小部分从事特定职业，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或其他方面拥有权利的人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小部分掌握着，或者说似乎掌握着人类命运的人承担着最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巨头是技术的傀儡。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目前科技加速发展的受害者。目前，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进步与加速何时能到头。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压力。科技不仅使人类用人造环境代替了自然环境，使人类得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也让人类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像当初被大自然奴役一样。科技不同于大自然，科技是动态的，一刻也不停歇。并且，科技每延伸一步，便给这个强加给人类的陌生环境带来令人不安且困惑的变化。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尽力让自己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但人造环境马不停蹄的变化已经到达了一定地步，以至于人类一生中需要做出的适应已经把人性拉伸到崩溃的边缘。正如剩下未被改造的大自然一样，人性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但作为人的特性之一的智力能够使人类运用科学，仿佛他们能够“处理”除人性本身以外一切大自然范畴的事务。人性能够经受起这样的速度吗？人性的适应能力有没有极限？或者说是耐心有没有极限？我们是否要向一直加速奔跑屈服？或甘愿从一个至少部分掌握自我命运的“人类”降低成一个像机械一样，被不可调和的非人类力量“支配”的“东西”？1969年的人们发现自己正身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而这些都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同于前两次世界大战，或者应该说它不同于以往任何有记录的战争，不管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家内部的战争。这一次非常仁慈，因为不像传统战争，这一次没有原子武器，不会造成原子世界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这一次战争不是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这是人性与技术之间的战争，人类对个性的抹杀奋起反抗，是一场反抗“美丽新世界”，“捍卫自由”的“反抗运动”。不幸的是，这一场战争也充斥着暴力。在这场战争中，除了有序的抗议示威，还有街头斗殴。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动乱所招致的伤亡人数和物质损失程度相比1968年发生的任何一场“传统武器”战争所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都要轻微。我们不能预见目前的这种新型世界战争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人类能否重新表明自己反对技术的立场但又不破坏技术让人类所臣服的非自然环境。如果这就是赢得个性化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人类是否愿意付出这样的物质代价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或者我们放弃挣扎，安抚自己永远活在“美丽新世界”，做这个无情主人的奴隶也没那么糟糕？在1969年，这些问题的答案要诸神说了算。但什么神呢？未知的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祈祷他以爱的名义显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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